1926年至1936年期间，鲁迅从北京到厦门又到广州，在这两地短暂停留之后在上海度过他人生最辉煌的十年，这个时期可以说是鲁迅先生抗日救国思想发展与成熟的重要时期。

积极投身革命文艺运动和文化反“围剿”，展现出了坚定的抗战态度

1927年10月，鲁迅定居上海，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2月，与冯雪峰发起成立并领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成了反抗国民党政府文化“围剿”政策、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文艺集团，亲自拍板敲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的“左翼”二字，明确表示这一文学团体革命的政治立场。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先后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1年是中国文化战线革命斗争最尖锐、最激烈的时期。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文化运动进行了最残酷的镇压，除了禁止革命的、进步的书刊出版发行，破坏革命的、进步的文化机关团体外，还用最恶毒最卑劣的手段去摧毁和捕杀革命作家。在一次秘密集会上，反动派逮捕了包括左联五位青年作家在内的中共地下党员，其中就有鲁迅十分喜爱、情同父子的青年学生柔石。敌人在柔石的西装口袋里搜出了鲁迅和北新书局的出书合同，想乘此机会将鲁迅牵连入案。鲁迅不顾安危，积极奔走，设法营救柔石等革命同志。但最终营救无效，柔石等24位革命同志于2月7日被秘密枪杀。噩耗传来，鲁迅异常悲愤，先后撰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和《为了忘却的纪念》两篇文章，深情地颂扬了革命青年的革命精神与人品，有力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人民的罪行。

在中国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成了反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旗手。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在军事上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而且在文化方面，组织了一批御用文人对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坛进行文化“围剿”。其间，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正面抗战。

积极倡导推动新兴木刻运动，用艺术为中国革命作不懈奋斗 

1931年，日本又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妄图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内争外患，国难当头，人民的爱国情绪亦空前高涨。为了团结抗敌，粉碎国民党反革命文化上的围剿，1930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其宗旨为：美联成员一律要参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要尽可能的走向工厂，接近工人和劳动群众，向他们进行宣传教育；要深入群众，更多的以劳动人民为题材进行创作；同时要以美术创作来支援苏区，为苏区提供政治连环画和教科书插图等。中国的新兴木刻运动就是在这样一个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激烈的背景下诞生的。

鲁迅先生一直是新兴木刻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曾说过：“当革命时, 版画之用最广, 虽然匆忙，但顷刻能办。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 是不错的。”鲁迅先生主要是通过以下两条渠道对青年们进行指导的：第一是编印画集，以供版画青年借鉴，鲁迅先生之所以如此不知疲倦地大量介绍外国的版画作品和激发，就是为了让中国的青年版画家们“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但他同时还主张“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鲁迅先生扶植、指导木刻青年的另外一个渠道就是举办展览、开办木刻讲习班。为了吸引众多的青年投身版画艺术，为了使艺术青年开阔视野，提高技艺，他先后在上海举办过4次外国展览。1931年在上海开办“木刻讲习班”时，通过讲习班的学习，木刻青年们的木刻技法得到了发展。鲁迅对于推动我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鲁迅先生倡导并积极推动的新兴木刻运动激励一大批爱国美术青年投身祖国民族解放事业。他们积极投身于艰苦的抗日战争，投身于革命美术的实践活动，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作品，成为抗战生活的一部分，受到了极大欢迎。木刻版画不仅起到了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战活动的作用，而且还对如何抗战起到了具体指导作用。因此，鲁迅被誉为“新兴版画之父”。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多次参与营救中国共产党人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

鲁迅是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质，认识的比别人要早。“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鲁迅就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答记者问，谴责日本的侵略。与茅盾、叶圣陶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卑劣行径，同时也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鲁迅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作出回应，表明他拥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坚定意志，并说：“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

鲁迅在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积极参加营救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运动。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鲁迅就与党的主要创始人有密切往来，后来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等与鲁迅有过更为亲密的交往，对鲁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有了较高的认识，乃至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代领导人，虽未曾与鲁迅谋面，但却充分认识鲁迅的价值，并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当红军将领方志敏被捕，从狱中来信托鲁迅营救时，鲁迅鉴于瞿秋白事件的教训，慎重考虑后说：如果搞营救运动，可能对他不利，反而回加速他的死刑执行期，应当让他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他的短暂时间里，在狱中赶快为后人写下一些东西。方志敏听从劝告，在狱中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等好作品。

鲁迅最关心人民疾苦，凡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人，他都敬佩和拥护。他看重的是中国的“脊梁”：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所以，当红军北上抗日，共产党提出全国联合抗战时，他在文章中写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纵观鲁迅与共产党人交往的过程，可以看出，他不仅仅因为共产党有高远的理想和响亮的口号就赞成它，也不仅仅因为共产党里有他几位好朋友就亲近它，他要看实际行动，要看这个组织所做的事是不是真正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利益。